【营商环境】哥本哈根气候变化谈判系列报道之二

哥本哈根:一场谈判的由来

●本报记者马连鹏特约撰稿 程严 哥本哈根 北京报道

来自马拉维的农民兄弟显然有些激动。
　　他迫不及待地登上讲坛，向听众讲述气候变化给他的家乡带来的种种灾难。尽管听众中很少人知道这个东南非洲小国。
　　这是在“09气候论坛”的会场——位于哥本哈根市中心地标建筑丹麦体育中心城（DGI-BYEN）。这个场馆日均游客量达10000人，为科学家、学者、艺术家和草根民众提供交流和讨论的平台。汇集了亚马逊印第安人、马拉维农民以及格陵兰岛的因纽特人等身份各异的民众，热闹非凡。
　　而此时，哥本哈根气候大会的主会场——可容纳15000人的贝拉会议中心内更是如火如荼，因为容纳了太多的利益纠葛和思想碰撞，它喧腾得有些混乱。

什么样的大会？

　　12月7日是大会第一天。贝拉会场外等待确认身份的长队排到300米开外，众人并不烦躁，倒是被一个浑身着绿西装，绿皮鞋，戴绿帽子的人吸引，频频与之合影。“绿色”现在是这个城市的共通语言，尽管大家对“绿色”的理解不一致，但并不妨碍每个人对它发表看法。
　　在“09气候论坛”的会场，丹麦IBIS促进发展和教育组织的展会负责人Julia告诉《中国经营报》记者，她不是很确信气候是否发生了变化，但她的确看到了在厄瓜多尔有大片雨林被毁，当地人生活陷入困境。而另一位专程来到哥本哈根的游客却对记者说，他对科学家所讲的“人类活动引起温室效应”的说法深信不疑。
　　而就在此次哥本哈根气候谈判开始前，媒体曝出了所谓“气候门”事件：黑客窃取到英国东英吉利大学气候学家的私人邮件，里面提到了科学家如何隐瞒与全球变暖不搭调的相关数据。但虽然发生了这样的事情，记者还是可以感受到普通的欧洲民众更愿意选择做点什么，而不是躺在沙发上怀疑。
　　其实整个延续至哥本哈根的气候谈判机制，就缘起于科学的研究和发现。
　　1896年诺贝尔奖化学奖得主、瑞典化学家阿伦尼乌斯(Svante August Arrhenius)提出气候变化的科学假设，认为“化石燃料燃烧将会增加大气中二氧化碳的浓度，从而导致全球变暖”。此后，直到上世纪70年代，气候变化问题逐渐被人们注意。1979年第一次世界气候大会呼吁保护气候。
　　1988年，由联合国环境署（UNEP）和世界气象组织（WMO）共同建立了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 对世界上有关全球气候变化最好的现有科学、技术和社会经济信息进行评估。
　　1990年IPCC发表的《第一次评估报告》认为，“近百年气候变化可能是自然波动，或人为活动，或两者共同影响的结果”。这份报告的结论直接促使联合国大会作出制定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ited Nations Framework Convention on Climate Change，UNFCCC，简称《公约》)的决定。这才有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制定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并于1994年正式生效。
　　从1995年第一次《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大会（COP1）到如今哥本哈根会议（COP15），已经走过近15年。

从一张照片到气候政治全球化

　　这些天，在哥本哈根市中心广场上，各色各样的地球仪很是受宠，围观.com拍照的络绎不绝。人类热衷于用地球仪表达一切关于环境和气候的主题源自于40多年前的一张照片。上世纪60年代美国阿波罗号太空飞船的宇航员首次作为地球的旁观者为我们的星球拍摄了自诞生之日起的第一张彩色照片：蓝白相间的地球，好像在无限的黑暗中漫无目的地浮动着，是那么脆弱。这张照片改变了人类对于人与自然关系的体验。
　　也许从那时起，气候环境就已经成为可以召集全球参会的议题。
　　在人类气候谈判的征程上，1997年COP 3（第三次缔约方会议）上，《京都议定书》（下称《议定书》）的通过，无疑又是一个里程碑。它规定了2012年前主要发达国家减排温室气体的种类、减排时间表和额度等，设计出三大创举性制度：排放交易制度（ET）、联合履约机制（JI）和清洁发展机制（CDM）。
　　虽然《议定书》之后，各国最终的减排效果很差，但随着各国在《议定书》框架下的博弈之中，全球碳政治版图也逐渐清晰起来。
　　欧盟在气候政治问题上的主动姿态，主要得益于其始于上世纪70年代的环境政治化进程。二战结束后，西方国家的经济迅速恢复，在20世纪70年代进入黄金发展时期。随着经济的起飞，他们也遇到了严重的环境问题。一些环境激进团体顺势发展壮大，进入政治领域。比较有名的当属德国绿党。而挪威等北欧国家在环境问题上的治理也十分成熟。长期的国内经验给他们在国际气候政治舞台上提供了无可比拟的资源。欧盟此次提出在1990年基础上减排20%，提高到30%也是没问题，关键看其他国家的态度。
　　而欧盟成员国在清洁能源技术方面的世界领先地位也给了它底气。欧盟委员会环境司早在2004年就建立了生态创新技术论坛，每年召开两次会议。
　　作为伞形国家的代表，在碳政治上一度成为众矢之的的美国，国内实行两党政治，总统权力受到国会制衡，并最终导致美国当初先签约后退出的闹剧。而如今的奥巴马仍然绕不开国会这个坎。美国共和党许多大佬最近更是频频在英文主流媒体亮相，督促奥巴马抵制哥本哈根会议。
　　共和党参议员英赫夫（Jim Inhofe）12月4日对媒体说：“我们决不会批准任何类似《京都议定书》的协定。”而众议院能源商业委员会共和党议员乔·巴顿则说：“我不是那种会奉承的人，说不出相信气候变化是全世界面临的最大问题这种话来，我们还有许多其他值得做的工作。”
　　像中国、印度、巴西这样大的新兴发展中国家，指责发达国家温室气体排放在人均排放量与历史排放量上远超发展中国家，要求发达国家承担更多气候责任。发展中国家更强调自身的发展权，在《公约》和《议定书》框架内承担共同而有区别的责任。不肯屈服于发达国家强加给他们的强制减排义务。正如一位中国学者所言，一场宴会，穷人最后一刻到，只喝了一杯咖啡，就被要求以AA制方式平均分摊费用。这显然不公平。
　　但发达国家显然不想为这些新兴大国买单，美国首席谈判代表托德·斯特恩明确表示，美国不会就气候变化给中国任何补助。而且美欧等发达阵营，显然有联合起来向发展中大国施压之势，频频拿中国说事。
　　尽管困难重重，但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大国，已经在努力把这次哥本哈根大会，当做参与规则制定，维护自身权利的一次积极尝试。
　　当然，对于同是发展中国家的小岛国集团来说，这次谈判对于他们更像一场赌博，赌的是整个国家未来几十年是否还能在地图上出现。但力量有限的他们显然缺少谈判的砝码。
　　就在会议的第二天，来自马尔代夫的年轻人跳进盛满水的透明容器中。他希望告诉所有人，如再不行动，他住的地方就会被水淹没。但人们能回复他的也只能是同情。
　　根据2007年12月COP 13（第13次缔约方会议）达成的“巴厘岛路线图”，哥本哈根会议将诞生一份新的《哥本哈根议定书》，以代替2012年到期的《京都议定书》，从而完成针对发达国家第二承诺期减排指标的谈判。这也许就是英国环境大臣希拉里·本把哥本哈根会议称为“人类历史上最重要的会议”的原因。
　　哥本哈根市中心的教堂大钟下悬挂着巨大的条幅：“是时间讨论气候公正了！”
　　但现实不容乐观。

科学？宗教？

　　在贝拉会议中心外，一个猪型的充气球在风中飘荡，抗议着禽畜现代化规模生产的工业模式。根据国际粮农组织的统计，畜禽养殖生产过程中产生的温室气体占全球温室气体总量的18%，其中氧化亚氮（N2O）约65%，甲烷（CH4）约37%，而这两种气体的“增温效率”分别是CO2的310倍和21倍。
　　这就是所谓牛羊打嗝导致全球变暖的学说。
　　不仅如此，最近，一些西方科学家又将矛头指向亚洲的米农，称他们种植的水稻田全天候排放着比二氧化碳还要厉害的温室气体——甲烷，并指责亚洲国家吃水稻的习惯是造成气候变化的重要原因。
　　人类对气候变化关注首先发端于科学研究领域，但当科学把百姓的饭碗也纳入减排序列的时候，科学似乎就很难严肃了。
　　而据媒体报道，此次哥本哈根气候大会期间将产生4.1万吨碳排放，与英国一个十几万人口的城市同期的排放量相当。上帝似乎又在看着人类发笑。
　　但是，气候变化问题让人类真正意义上走到了一起，而且是以和平的方式。正如英国东英吉利大学气候学专家迈克·休谟所说，气候变化问题从某种程度上说不是个问题，而是一种资源。它为我们重新看待人类社会最根本的问题提供了一个新的思想维度。
　　在贝拉会议中心外，每天都有一群人静坐冥想，为会议祈福。

欧盟为何充当气候“急先锋”

董军

2009年12月5日上午，一列载有400多人的“气候快车”从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开出，经停德国科隆和汉堡，当天晚上到达丹麦首都哥本哈根，行程约800公里。
　　为尽量减少旅行全程温室气体的排放，德国铁路公司事先计算出这趟旅程所需消耗的电力总量，并从提供清洁可再生能源的企业购入相应的电能输入其电力供应网络。
　　尽管这只是德国铁路公司导演的一场“碳减排和交易机制”示范，但欧盟对气候问题的严肃态度和细致设计，仍然博得了环保团体的好评。

严格的立法者

　　“相对于其他国家，欧盟的一大优势在于我们有法律框架保证减排目标的实现。”欧盟委员会环境司可持续发展与整合主任提莫·马克拉表示。
　　早在2007年，欧洲理事会就提出了能源和气候一体化决议，其核心内容是三个“20”：即到2020年温室气体排放比1990年减少20%，可再生能源在总能源中的比例提高到20%，同时将能源效率提高20%。
　　为达成上述决议，欧盟委员会于2008年1月23日提出了“气候行动和可再生能源一揽子计划”的新立法建议，也被称为欧盟气候变化扩展政策，这一计划于当年年底获得通过。至今欧盟还在沿用2007年设定的20%减排目标，并表示如果发展中国家有可比行动，则欧盟减排增加到30%。
　　事实上，这个承诺颇有“坐山观虎斗”之嫌。因为相比其他发达国家，欧盟削减温室气体排放的成本较低。《欧洲气候变化计划》第一期报告中已测算过：“欧盟实现对《京都议定书》承诺的总成本为37亿欧元，相当于2010年GDP的0.06%，对经济的负面影响非常小。”
　　而欧盟内部也有一个减排成本分摊协议，基本思路是依据成员国的人均GDP，适当参考可再生能源发展现状、潜力、能源结构等指标，将20％的目标分解给各成员国，各成员国承担的责任从10％~49％不等。瑞典最多为49％，马耳他最少为10％。
　　最重要的是，欧盟大多数国家的能源结构已经改变，石化等非可再生能源不再是能源消费的主流。以北欧国家冰岛和挪威为例，前者包括太阳能、水电和风电等在内的新能源比例已接近80%，后者也接近60%。欧洲各国通过立法，确立了可再生能源在能源系统中的重要地位，如欧盟的白皮书法令、英国的“非化石燃料公约”、丹麦的电力公司供应法令等。
　　目前，欧盟排放交易体系已是全世界最大的限额与交易碳市场。
　　随着全球“碳减排”需求和碳交易市场规模的迅速扩大，碳排放权进一步衍生为具有投资价值和流动性的金融资产。碳金融逐渐成为抢占低碳经济制高点的关键，为了让碳减排获得持续不断地融资和资金流，更为了从碳减排权中获得能源效率和可持续发展的收益，全球开始建立碳资本与碳金融体系，这将对危机后的全球经济与金融格局产生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据了解，美国国会正在审议的《清洁能源与安全法案》，其核心就是针对二氧化碳排放的“限额与交易”机制，如果该法案得以实施，美国将会超越欧洲，成为全世界最大的碳排放和交易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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