筚路蓝缕，以启山林。当风险投资成长为现代高科技产业必不可少的催化剂时，我们不应忘记，那些心怀梦想的人是以怎样的雄心和毅力改变了高科技企业的成长环境，而这样的改变又对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产生了怎样深远的影响

对于在20世纪中期已经长大的人来说，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他们一生当中都无法抹去的回忆。乔治-多里奥特(Georges Doriot)也是如此，只不过他的境遇与常人略有不同：尽管二战后美国政府积极让几百万士兵回归正常生活，但军方却非常急切地想留下多里奥特。如果考虑到多里奥特还是一个成年之后才来到美国的法国人，这一切就更加令人称奇。

多里奥特热爱祖国法国的一切，但也对“法国人化简为繁的杰出能力”深恶痛绝。他对创业企业及其带来的经济活力心向往之，对法国的政府管制式经济以及罗斯福新政中加税和反竞争的做法颇多异议。这使他在二战期间的美国军队中显得卓尔不群：在那个大型工业企业所向披靡的时代，他似乎比那些精英人士更懂得培育初创企业对提升经济活力的价值。

于是，二战结束后，多里奥特接到了战争部长罗伯特-帕特森(Robert Paterson)的电话，后者希望由他负责战争部下属的一个专司研发的新部门。刚刚结束的战争充分证明了科技的价值，而多里奥特是为数不多持有这一观点的高级将领之一。为打消多里奥特的疑虑，战争部长帕特森又说，艾森豪威尔将军自己也相信多里奥特是这个位子的合适人选。

与多里奥特一样，艾森豪威尔也意识到了科技对军队的意义。1946年4月30日，刚刚继任陆军参谋长的艾森豪威尔就下发了一份极具远见的4页纸备忘录。在这封备忘录中，他列出了5点政策，以确保在新成立的研究开发部领导下，国家的各种资源能够被充分利用。

“单靠武装部队无法赢得战争，只有加上科学家和商人提供的技术武器，我们才能获得胜利。”艾森豪威尔写道，“这种结合也要引入和平时期，这并不是单纯为了让军队了解科学和工业的发展，还是为了借助国防计划把所有有助于保护国家的民间资源全部考虑进去。”

以官阶而论，等待多里奥特的着实是份好工作，但他却很快就心生厌倦，“战争期间随处可见的团队精神已荡然无存，大家没有做任何建设性工作，每个人都只靠军队养着。”多里奥特希望能在更务实的领域发挥力量，而机遇也就在这时垂青了这位理想远大的天才。

开启风投的大门

在逐渐散尽的硝烟中，时任MIT校长的康普顿(Karl Compton)终于得以抽身开始筹备一个在他心中谋划已久的计划，这一计划旨在创造一种为技术发展和新兴产业的培育提供资金的新型金融机构。当时，战争结束带来的军工和纺织产品的需求锐减，税负的加重和投资信托公司日益凸显的保守主义倾向，正使那些本应朝气蓬勃的新建企业遭遇严重的融资困境，这甚至已经在MIT所在的新英格兰地区演变为一次严重的经济衰退。

康普顿认为就业的稳定和经济的发展需要先进技术的尽快商业化，而这又与金融支持密不可分。他和他的朋友们必须努力解决美国的低风险经济难题，从而使美国，当然主要是新英格兰地区不至对传统行业的必然衰败无能为力，也不至对新兴产业的缓慢成长作壁上观。

康普顿的思想反映了创新过程中一个被长期忽视的关键因素——金融。创新并非旦夕之功，而是一个充满极大不确定性的漫长工程。没有资金支持，创新通常很难成功。类似的例子在过往的岁月中并不难以寻找，而其中最经典的例证无疑就是爱迪生(Thomas Edison)。

发明电灯的每周支出高达800美元，但爱迪生却无须为此担忧，因为他有一个非常要好的朋友——约翰-皮尔庞特·摩根(John Pierpoint

Morgan)。作为当时首屈一指的金融巨鳄，摩根对新兴产业的关注丝毫不逊色于他对推动产业重组的兴趣，他联合了另外两家财团共同支持爱迪生，条件是共同创办新公司——爱迪生通用电气公司，并由新公司持有专利权。

爱迪生因此同华尔街建立了紧密的联系。从此以后，他在发明过程中再未遇到过资金问题——摩根运用金融手段帮助爱迪生不断把大脑中的奇思妙想变成现实，而他本人也充分享受着发明创新带来的种种好处，爱迪生的第一台发电机就为摩根的办公室提供了照明用电。

在爱迪生发明灯泡整整13年后的1892年4月，爱迪生通用电气公司和其最主要的竞争对手汤姆森-休斯顿电气公司合并成为新的公司——通用电气。这是一家真正意义上的基业长青公司，其投资资本收益率长期以来从未落于下风，而这次合并的幕后推手同样也是摩根。

康普顿希望自己可以在某种程度上扮演摩根曾经扮演的角色。为此，他召集了自己曾经的部下：联邦储备银行波士顿分行行长弗兰德斯(Ralph Flanders)、马萨诸塞州投资信托公司主席格里斯沃尔德(Merrill Griswold)和哈佛商学院院长大卫(Donald David)。康普顿希望，这些怀有梦想的社会名流能和自己一起共同建立一家针对风险行业的投资企业。

1946年6月6日，美国研究开发公司(American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Corporation，ARD)成立，其创始人包括弗兰德斯、Taft-Pierce Manufacturing总裁布莱克索尔(Frederick Blacksall)、美国橡胶公司前董事杜威(Bradley Dewey)和MIT财务总管福特(Horace Ford)。

而作为一个兼有军方和新英格兰地区教育与工作背景，又对扶持新兴企业充满激情和愿景的人士，多里奥特毫无疑问成了新公司总裁的最佳人选。在公司的首份年报上，多里奥特非常正式地写到，“ARD的宗旨是帮助新建企业和现有企业成长为成熟而有价值的公司”。

需要着重说明的是，ARD并非美国战后成立的第一家风险投资企业。1946年初，两个富有的东海岸家族就已经先于ARD建立了其各自的风险投资机构，他们就是同样著名的惠特尼公司(J.H. Whitney & Company)和洛克菲勒兄弟公司(Rockefeller Brothers Company)。

但ARD是美国第一个专业化的风险投资公司，他的资金并不依赖于富有的个人，而是源于保险公司、教育机构和投资信托公司等机构投资者，这极大地扩展了有助于增加风险资本总额的潜在资金额。同时，ARD还与众不同地寻求使企业管理变得更加专业和透明，并愿意为此向新建立的小企业提供管理支持，而随后的历史证明这比单纯的资金支持更加重要。

点燃创业的激情

人类有一个共同倾向，就是习惯性地低估理想和现实的距离。头脑中的美好要转换成现实中的强大，所需要的不仅仅是强大而真诚的意愿，有时候还要依靠丰厚的物质奖励去赢得社会的认同，而后者往往才是真正的难点所在。对于ARD的起步与发展，问题同样如此。

截至1946年底，ARD只卖出了总计20万股中的13万股，350万美元的总筹资额中有180万美元来自9家金融机构、2家保险公司和4家综合性大学，其余的资金都来自于单笔投资不得少于5000美元的个人投资者。这对于这些心怀梦想的人来说，不啻于一个巨大的打击。

当银行和董事们还在为筹钱焦头烂额的时候，ARD的运转已经开到了最大马力。蜂拥而入的上千家公司已经让这里无法再享受闲适的生活，对变革的向往让这些人不再畏惧前途略显渺茫的生活。弗兰德斯不断强调ARD不是一家公司，而是一场社会运动的发起者，“很多人常常问我仅凭这几个人怎么开展工作，

我的回答是我的工作团队其实是整个美国”。